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亮点和重要经验。
其一，生态宪法学与环境法学存在交叉。基于此，学者们尝试用环境宪法的概念来完成体系化的需求。
与经济人相比，生态人 更加侧重人的整体利益、社会利益及长远利益。[8]关于环境法理论体系的更新，参见吕忠梅:《环境权入宪的理路与设想》，《法学杂志》2018 年第 1 期。代结语 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千年大计。（2）社会组织基于存在与发展而维持其运行的相关正当生态利益。所谓生态行为的正当性，是指手段和目的的合比例，即便在法律规范未明或其他特殊情形下，也最终应该满足生态利益正面的保护要求。
法学特别是宪法学如何回应生态建设的法治实践并提供宪法和法律保障方案，甚至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是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生态宪法作为部门宪法的重要意义在于，尝试构建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基本国策和对应的宪法制度为依据的五位一体化研究的部门宪法体系，将传统宪法研究推向全新的领域。摘要: 城乡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实施，凸显了当下农村土地制度的焦点问题。
就前者而言，传统生活方式的突然改变、城市生活的焦躁、陌生将使农民无所适从，归属感消却，身份认同陷入进退两难。注释: ①在方法层面上仅有2003年颁布的《农用地分等规程》（TD/T 1004-2003）的耕地等别方法。就第二个标准而言，通过开垦荒地、农村范围内土地整理是实现耕地增加的最简单、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措施，也是当下应对农村土地粗放利用的最佳措施，通过如此繁复的法律程序来调衡城乡土地的关系以增加耕地，不符合一般的逻辑。在由增减挂钩政策所引发的这场拆村并居浪潮背后，却是传统农业文明消无、农民身份转变及生活生产方式变化所带来的制度诉求和文化心理骤变等诸多新难题的出现。
赵谦，法学博士，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五、农村、农民权益的保障困境 增减挂钩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村、农民、城市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是农民失去了宅基地和自留地，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亦发生了流转。
据此可以发现，增加耕地有效面积与提高耕地质量是该项政策的主要目标。在当前空置房较多且城市以GDP为引导普遍大兴土木的情景下，城市建设用地紧张必然会被夸大化。再从规范性文件本身的立法考量，作为目标的立法原则理应有配套的具体条款来落实，而增减挂钩政策全文缺乏关于耕地保护的具体实施条款，由此可见政策在这一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或者说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必须要达成的硬性目标而贯彻于政策始终。与此同时，中央要对当前的城市建设用地局势有准确的判断。
然而，该政策尚处于试点阶段，由于其本身的不成熟、配套制度的缺失、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制约以及地方政府的认识偏差，导致其在现实中遭遇了一系列难题。就后者而言，在户籍改革迟滞不前、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捉襟见肘的现状下，农民进城，虽可形成制度改革的动力，但由于当下社会发展实际决定的制度改革的渐进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进城农民将被置于国家关怀的真空之中，城市化对于他们而言，只能说是一个美丽的谎言。③参见张晏、周怀龙、郑 荣：山乡巨变——成都市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见闻，中国国土资源报，2010-08-25。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城市打工农民如果在城市无法继续生存，尚还可回乡务农。
出现这种状况，是由三农问题的系统性与价值多元性决定的。[6]此点深刻说明了我国农业规模经营所陷入的一个误区
宪法中新写入的生态文明具有深刻内涵，意味着实现国家的永续发展离不开生态文明建设。当然，生态权利也应该摆脱某种单项价值和单一内容的权利桎梏。
（二）满足生态法治的点状理论系统化的内在要求 基于环境问题的实践应对，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伴随着现行宪法较清晰地规定环境条款，我国法学界的学者们围绕此类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与方案。在新时代，必须坚持法治理论的科学性，要发现和认识法的基本规律，把握和驾驭法治的一般规律，使法治理论及其成果能够体现并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要求。（一）宪法意义上的生态人 所谓生态人，一般认为是与经济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若只讲义务，则会阻却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利益实现。这些体系，既具备较为完整的理论元素，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也应该有一定的前瞻性，能够满足未来一定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需求。很多情形下，生态政治、政策与法律规范无法完全分开。
面向国家的、民族的、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宏大课题，宪法与环境法等部门法学科须再一次有机整合，以生态宪法学的面貌整体登场，回答生态宪法学的理论体系建构的重大理论问题。因此，生态权利与生态义务的复合性既表现为积极权利又表现为积极义务。
20世纪90年代关于环境权研究日益活跃，环境权 是一项人权受到多数学者认可，同时环境权的内容及救济也成为学者们的探讨热点。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生态人指向每一个存在于生态系统中的人和团体 (拟制法律人 )。
在生态宪法规范的辐射之下，环境法部门内的相应规范和学理体系亦应朝生态宪法的方向进行调整。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在彰显其自身根本法属性的同时，对于宪法本身也会产生深刻影响。
[7]系统论宪法学从社会整体性视角出发破解了现代宪法的源代码，使之得以处理现代社会固有的宪法问题。也指产生万物，如流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宪法与环境法等部门法学科应有机协同，以实践目标为导向，有效应对并解决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所面临的重点问题。有学者指出，实践之学、应用之学是法学的一大特点。
生态义务是指生态人在享受生态宪法中生态权利的同时应承担的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视、维护及改善等的法律上的义务。其三，生态人的内涵应当在人与生态系统的应然和谐关系中把握，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延续与发展的历史使命，注重经济增长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秩序。
[[xxiii]]在权利社会化向权利生态化转型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对人类和生态共同利益的保护，也即对生态权利的保护，是未来宪法的中心任务和重要特征。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在其早期的研究中就显示包含了众多学科内容的综合特征并与相关基础学科交叉，物理、化学、生理、气象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被大量借鉴。
[10]新时代法学话语体系要体现新时代特征，要具备中国特色，要引领法学潮流。1935 年，生态系统概念由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首次提出，他将有机体与其生存的环境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自然整体。
[19]自然界不再是生态权利的唯一扮演者，而人和国家也应当随着权利观念的变迁成为生态权利变迁中的重要角色。生态宪法和法律行为具有以下三大特征：（1）社会属性。[19]关于权利的生态观念变迁，参见江必新：《生态法治元论》，《现代法学》2013年第3期。由对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到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体现了我国在该领域认识的不断提升及重点的变化。
张震：《公民环境义务的宪法表达》，《求是学刊》2018年第6期等。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条也明确规定：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2）环境保护的根本规范和立法指引源于作为法律体系核心的宪法。（一）归属于部门宪法 部门宪法归属于宪法学的重要分支学科。
[12]实际上，部门宪法更充分地表现为宪法分则，其通过宪法规范和社会各个功能领域之间的实质性连接，借此完成宪法原则、价值、精神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和指引。环境保护入宪是宪法对于工业社会以来环境问题的阶段性回应，具有历史进步性和重大意义，是宪法生态化的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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